当前是抗击疫情的关键时刻,我国广大医护人员正冒着生命危险在一线和新型冠状病毒战斗,也有大批志愿者义无反顾前往疫情重灾区。在动身前的简短仪式上,他们往往会背诵《希波克拉底誓言》(The Oath of Hippocrates)和《南丁格尔誓言》(The Nightingale Pledge)。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19世纪英国医疗卫生事业改革家南丁格尔的事迹和她鲜为人知的另一面。

《南丁格尔誓言》

《南丁格尔誓言》

每年的5月12日是国际护士节,这一天本来是19世纪一位英国护士的生日。她的名字叫弗洛伦斯·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她是世界护理事业的创始人和现代护理教育的奠基人,她的名字在我国也广为人知。

南丁格尔全身像

前线士兵眼中的克里米亚天使

弗洛伦斯·南丁格尔1820年出生在一个英国富裕家庭,自幼生活优渥,受到良好教育,学习德语、法语等多门语言。少年时她就可以和父亲一起读希腊文的荷马史诗和柏拉图的文章。

她生活在一个大庄园里,著名作家萨克雷等人是他家的座上宾。身处上流社会的她,却从小就特别同情居住在附近的穷人。16岁,她就认定关爱和护理他人是上帝赋予她的使命。她的父母都反对她从事护理。在维多利亚时代,人们都认为当护士是一个只有下等人才干的低贱职业

南丁格尔的志向非常坚定,拒绝了一个门当户对的男子的求婚,到24岁终于获准去德国一家医院学习护理。在学习6年后,在1851年回到伦敦一家医院当护士。不久后,这家医院出现了一次霍乱疫情,南丁格尔处置得当,果断使用隔离措施消灭了疫情,不到一年就升任护士长。很快,伦敦人都知道了这个能救死扶伤的南丁格尔。

两年后的1853年,为争夺巴尔干半岛的控制权,英、法、奥斯曼帝国几个国家先后向俄国宣战,克里米亚战争爆发。战况惨烈,仗打了一年后,共有一万八千多英军伤员挤满了前线的各个野战医院。当时这些医院里很缺人手,没有女性护士,卫生条件极差,大量伤员死于霍乱和伤寒。

克里米亚战争前线的英国护士

消息传回英国本土,英国军务大臣西德尼·赫伯特写信请南丁格尔组织一支护士队伍去前线支援。南丁格尔立刻招募了36位护士来到前线的斯库塔里战地医院。

到现场后,她一边立即着手建立制度改善卫生条件(具体做法包括保持新鲜空气、提供洁净的饮水、有营养的食物,每天换洗绷带、床单等),为伤员的康复日夜操劳;一边统计数据,将统计结果绘制成易懂的饼状图寄回国给国内的议员们看,让他们明白大部分伤员是死于伤口感染,只要议会拨款拨物给战地医院,用于改善设施、消毒杀菌,就可以大大降低伤员的死亡率。议会同意拨款后,斯库塔里医院等战地医院的死亡率果然下降了60%多。

南丁格尔1858年出版的一本书中的饼状图(关于英国陆军前线战斗死亡人数和非战斗死亡人数对比)——对各种图表的读解能力,也是SAT阅读必考的一种题型。

一年半后,克里米亚战争结束,英国获胜。南丁格尔回国后受到隆重欢迎,英女王颁发一枚奖章,并奖励她一大笔钱(折合成美元是25万)。1860年,她用奖金在伦敦创办了圣托马斯医院,内设一个护士培训学校。此后她一直致力于医院卫生体系改革和护理职业教育。

她认为医院不需要外观宏伟,而需要功能实用,医院需综合医治、教育、休闲功能。南丁格尔将医院建筑的主色改为白色,设立专门的活动室、图书室,设立单独卫生间,在卫生间、浴室设立特殊防滑措施;增加医院导引图,拓宽医院走廊。

当时护理人员的职业分类归属于市政服务类,是南丁格尔向议会提出应改为医学专业类。她还推动了一些与医疗相关的社会改革。比如,为帮助中下层人民建立储蓄习惯,她提议利用邮局建立邮政储蓄所。

南丁格尔在斯库塔里战地医院

女权主义者眼中的保守派

尽管南丁格尔在生前身后赢得了无数赞誉,其形象得以像狄更斯、达尔文、简·奥斯丁一样被铸印在英国的钱币上,但是也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著名传记作家斯特拉奇(Lytton Strachey)认为南丁格尔的形象此前被过分美化了,在他写的传记中把她刻画为冷血无情、野心勃勃的事业女魔。

2001年,BBC的一部纪录片也认为她是一个喜欢操纵他人的的女人。与她同时代的女诗人伊丽莎白·勃朗宁(Elizabeth Barrett Browning)一方面称赏南丁格尔的英勇,另一方面也超前地认识到将女性塑造为“圣洁的护士”,无非是旧式女德的又一次复活

1891年绘制的一幅南丁格尔画像——《提着灯的女士》 (The lady with the Lamp)

更多的负面评价来自19世纪的女权主义者。南丁格尔是一位生活在十九世纪的女性,而十九世纪在英美社会生活的浪潮之一正是女权主义。在搜索相关资料时,我们发现了一个巧合,南丁格尔活了90岁,美国有两位女权主义风云人物也很长寿,且三人生卒年比较接近,是名副其实的同时代人。

南丁格尔生于1820年,1910年去世。
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Elizabeth Cady Stanton)生于1815年,1902年去世。
苏珊·布朗奈尔·安东尼(Susan Brownnell Anthony)生于 1820 年,1906年去世。

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左) 和苏珊·布朗奈尔·安东尼(右)

女权主义的兴起是历史的必然。经过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欧美称得上是当时世界上最文明开化和追求进步的疆域。但直到19世纪初,美国和西欧各国女性仍然生活在父权制的阴影中:

夫妻在离婚时,未成年子女的监护权归父亲而不归母亲;女性不能在法庭上提供不利于其丈夫的证词;有工作的女性必须把自己的劳动收入全部交给丈夫;男女同工不同酬;单身女性婚前财产在婚后即归其丈夫所有;单身女性有交税的义务却没有选举权。

女权主义的先驱是英国作家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她的文章在OG3中出现过一次),她在1792年就说出了 “I do not wish them to have power over men, but over themselves”的名言。

美国的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她的文章在OG2和2019年3月MU卷出现过两次,我们之前有篇文章也斯坦顿有过介绍,详情请点击👉:19世纪美国的女权运动为什么会受到挫折?激进的女权主义者:斯坦顿-SAT阅读伟大文献)和苏珊·布朗奈尔·安东尼(她的文章在2019年3月MU卷出现过一次)是继沃斯通克拉夫特之后的女权主义代表人物。她们认为财产权还不是最重要的,为女性谋求平等的最关键在于选举权。

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

因此她们除了被称为early feminist之外,还经常被称为woman’s suffrage leader。在她们的领导下,美国女性为争取投票的权利坚持斗争了大半个世纪,到20世纪20年代前后,终于成功。以后我们将专门撰文介绍这一过程,这里不再赘述。

南丁格尔在克里米亚和伦敦倡导医疗卫生制度改革时,正是美英两国女权主义潮流开始高涨的时候。不只是女性,很多男性也对女权主义运动施以援手:在美国,有著名废奴主义者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他的文章在17年10月亚太卷出现过一次);在英国,有著名哲学家、思想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他的文章在16年6月亚太卷和17年9月MU卷中出现过两次)。但南丁格尔并没有加入女权主义运动的阵营。

原来,南丁格尔认为当时的女权主义者太激进,她们以为女性必须做男性的工作才叫平等,追求的是一种形式上的平等。南丁格尔坚持认为必须承认男女在身体素质上的差异,女人应该从事适合自己的工作。”女权主义者问南丁格尔:“难道你不希望更多的女性去做医生?”南丁格尔坚定地回答:“这世界不缺少一流的医生,但是缺少一流的护士。当医生的男性都很优秀,女性不必去和他们竞争,现在英国缺的是优秀的护士。”

南丁格尔受到女权主义先驱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影响,认为婚姻和家庭使女性的时间碎片化,对女性来说是一种奴役。但是她同时也认为当时英国女性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给她们选票不但无益而且有害。对英国女性来说,发展女性职业教育是更紧迫、更实在的事。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

“女性身体素质不如男性,不够理性,不宜参政”以及“女性受教育程度还太低,不配投票”,这两个观点和当时大部分占据英国议会的保守派男性反对和嘲笑女权主义者的理由如出一辙,难怪女权主义者感到愤慨,把南丁格尔归类为保守、不思进取的女性。

其实女权主义者错怪了南丁格尔,她在《护理笔记》(Notes on Nursing)中曾专门指出:“男人所为之事,女人皆可为“和“男女就该各司其职”的观点是两个极端,女性应尽其所能,倾听内心的呼唤,投身有价值有意义的工作,不去理会这些争吵。她认为女权主义的呐喊倒不如她投身医疗卫生事业更务实

南丁格尔青年时执意降低身份当护士、终身不嫁的做法,最终得到了她自己父母的理解。遗憾的是,她拒不参加女权主义活动的做法,却始终没有得到与她同时代的女权主义者的理解。

南丁格尔和SAT伟大文献

南丁格尔到底是天使还是反对女性革命的“反动派”?这个问题从不同的角度可以有不同的答案,恐怕永远不会有定论。我们作为备考SAT的学生,更关心的问题应该是,南丁格尔和SAT伟大文献有什么关系?

南丁格尔

南丁格尔本人写过几本书,主要涉及医疗卫生和统计学方面的内容,这几本书在《英国女性运动简史》(The Cause: A Short History of the Women’s Movement in Great Britain)也曾被提到过。我们不得不承认,南丁格尔是一个技术专家,却不是一个思想家和政治家,她的书是“文献”,但是不够“伟大”。

但是,正如本文第二部分所提到的,南丁格尔本人写的书不会考,但她的老师、朋友,还有一些视她为敌人的女权主义者写的文章,SAT全部都会考。

大思想家、哲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是南丁格尔的老师和朋友,两人经常通信。穆勒在1869年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妇女的屈从地位》(The Subjection of Women)。在成书时,穆勒专门请出版商寄了一本样书给南丁格尔。

这本样书保留到了今天,现藏于剑桥大学图书馆。书上面有很多南丁格尔的手写批注,在书中“婚姻是我们法律所知的唯一实际的桎梏”、“ 当今社会,除了每个家庭的女主人以外,已不存在合法的奴隶”、 “人不再是生而即有其地位并不可改变地被钉在那个位置上,而是可以自由地运用其才能和有利的机会去获取他们最期望的命运”等佳句旁边,南丁格尔写下了“bravo(写得好)”。

英文版《女性的屈从地位》

中文版《女权辩护》和《妇女的屈从地位》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写的《女权辩护》(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和穆勒写的《妇女的屈从地位》字数都不太多,又都是早期女权主义的经典著作,我国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将这两本书的中译文合并为一册出版了。

以前我们提到过,女权主义题材是SAT比较偏爱的,《女权辩护》一书的节选在OG3中出现过一次,穆勒的《论自由》(On Liberty)一书的节选则是在16年6月亚太卷和17年9月MU卷中出现过两次。

在《妇女的屈从地位》这本书中,穆勒首先承认了当时女性低下的社会地位,并称这一现状阻碍了社会进步。”我认为,现存的规范两性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原则(一个性别法定地从属于另一性别),其本身是错误的,而且现在成了人类进步的主要障碍之一。

接着,从功利主义的角度分析问题,指出让妇女在家庭、社会享受平等权利,才能使男女两性都获得最大可能的幸福。在穆勒看来,两性之间不存在根本利益上的冲突,男女之间的利益是共享,相互增进的


然后,穆勒从“自由竞争,适者生存”的原则出发分析了让女性自由选择职业的必要性。他说:”分工不能也不应该由法律预先规定,因为分工必须依据个人的能力和适应性”,”个人选择的自由已被公认为是唯一可以获致采取最好步骤的事情,是唯一可以使每件工作交到最合格的人手中的事情”,他还进一步指出:限制妇女去干违反他们天性的事,完全是多余的

因为,如果”她们能做的,但不如其竞争者男人做得好的,仅仅是自由竞争就足以排除她们做那些不适合她们做的工作”。因此给予女性平等的就业机会,可以充分发挥占人口半数以上的妇女的聪明才智,为人类谋取最大的幸福。

最后,穆勒建议赋予妇女选举权和参政权,接纳妇女进入迄今为男子独占的一切职务和职业。

穆勒的论述逻辑严密,南丁格尔也反对当时妇女只有贤妻良母一条路可走的处境,她也认为应该“让每一个男人和女人从心里生出完善自我(self-development),并根据自己特长选择自由职业(free career)”。但南丁格尔对穆勒的观点也并不是全部赞同。1867年,穆勒在下议院提出要求赋予妇女选举权的修正案,在社会上征集签名。南丁格尔拒绝了参加这次签名。

归根结底,在南丁格尔心中,个人自由比两性平等更重要。南丁格尔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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